作家与人类良心
2016-05-14 12:09:31| 分类:
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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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小村
每一次看电视剧,当有作家或者诗人这种角色出现时,人们都忍不住会哈哈大笑。因为在许多电视剧中,所谓“作家”或者“诗人”的形象,差不多就是一个逗人笑的小丑。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感到恼火,但想一想,又十分汗颜:因为现实中太多的“作家”或者“诗人”,大概就是这样的——
那些玩弄文辞和小聪明的,就像玩泥巴的儿童,时不时要弄出一个自感新奇的玩意儿,以博得大人们一笑;那些混世的,就像是猴山上的猴子,为了一颗花生的奖赏,对着观赏者跳舞和做鬼脸;那些蝇营狗苟于名利的,像是作坊里的小学徒,一本正经而又十分可笑地、在不断地制作一些看上去很像的复制品。
当我们的所谓作家们,普遍不关心时代的痛痒和人类的处境,而只知道混混世道、谋谋名利,那这个群体差不多就等于是小丑。
2015年10月,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一消息报出之后,最仇恨她贬斥她的,恰恰是来自她故乡的同行,他们用最狠毒的话语抨击她,说她不是个“作家”,甚至认为她的写作不是文学。
她用一种“口述实录”的方式,记录了20世纪人类两大灾难性事件(二战与核泄漏)给人类带来的毁灭性后果——她访问了大量的幸存者,把他们的讲述记录下来,甚至把讲述时的情况也实录下来,但这份“真实”的记录并不只是历史素材、新闻片段或者采访资料,恰恰是讲述者与听者之间心灵撞击,成为了富有意义和味道的文学作品。
“我在乡间长大。我们这些孩子喜欢在外面玩,但每当夜幕降临,我们就像被一大块磁铁所吸引,涌向那几条长椅,长椅上坐着我们所谓‘累倒’的老太婆,几条长椅就摆在她们房前。她们全都没有丈夫、父亲和兄弟,战后我在我们村里就没见过男人,因为在二战期间的白俄罗斯,有四分之一的白俄罗斯人死于前线或游击战。我们战后的儿童世界,也就是女人的世界。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女人们从不谈论死亡,而只谈论爱情。她们讲她们如何在最后一天与心爱的人告别,她们如何等待心爱的人,一直等到现在。许多年过去了,她们依然在等待:‘哪怕缺胳膊少腿回来也成啊,我就抱着他。’缺胳膊……少腿……我想,我从童年起就知道什么叫爱情。”
读到这些话,任何人都会在心里涌起复杂的滋味:或许你会为这爱情而感动,或许你会为女人们感到悲怆,或许,你还会为别的什么而感到愤怒……不管是什么,都能证明,我们人类需要这份悲悯,它会唤醒心中沉睡许久的东西。
在人类文明史上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人制定一套价值标准——人们有意无意地被这些价值观念灌输、洗脑乃至坚定不移地维护。
但是我们很难不怀疑某些词:人类历史上有多少战争,是以“正义”的名义发动的;人世间又有多少冤杀,是用“公正”的名义判决的;人类发展过程中,又有多少物种因为人类的“进步”而毁灭;在人类的不断进取中,又有多少惨烈的悲剧性事件,只用某些人的“得失”来衡量其价值……
《切尔诺贝利的祈祷》一书里,有护士告诫一位妇人说,其爱人现已非人,而是核放射体,但那妇人不予理会,听任她男人身体发出的辐射要了她腹中胎儿的命。
真正的作家,在维护他们认为的“正义”——这种正义,是作家在考量社会、时代和人类的命运之后,而发现的价值规则——它不依照强权而变化、也不为利益所动。
作家就需要用怀疑的眼神盯紧他所处的社会(虽然我可能拿你没办法,但我要盯紧你,并且把你的错说出来)。
作家就需要用悲悯的眼神看着那些受苦的人(虽然我帮不了你,但是我在体会你的苦难)。
作家就需要用追问的目光打量着自己所处的时代(虽然我不能亲手去解决,但我必须问一问:你们这么搞,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人类良心就是这样的。那些不能守护人类良心的人,不配称为作家。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给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颁奖词中这样写到:
一曲挽歌回荡着各式体验、各种感受,可谓应有尽有,其间,阿列克谢耶维奇把史家之精准与诗人之敏感同情熔于一炉。她是测谎仪,是取之不竭的一处知识源头——说的是俯首帖耳,祸由此出,宣教为名,诱骗其实。简而言之:世道人间,大抵如此。而“出路只有一条:爱人。爱而体恤之”。这便是阿列克谢耶维奇给我们的箴言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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