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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读书无用”在乡村蔓延的背后  

2015-07-09 18:20:11|  分类: 杂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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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涛

        乡村社会“读书无用”蔓延的背后,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结构逻辑。
  中国农村社会素有“鲤鱼跳龙门”的文化观念,例如,《白鹿原》中白嘉轩家“耕读传家”的门匾,体现的正是村落社会尊崇读书和尊敬读书人的历史传统。
  然而,《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在社交媒体上疯传,中国村落社会中“读书无用论”社会思潮又开始日益凸显。笔者在四川省芥县云乡雍村这一完整的行政村驻村考察发现,读书无用论在中国村落内部的流行,并非是一个被媒介故意渲染起来的伪命题,而是实实在在愈来愈冲击村落社会的真命题。
  在城市中国越来越步入知识社会和开放社会的当下,为什么乡土中国的“读书无用论”思潮却日益凸显呢?这一切口背后隐藏着一套怎样的社会结构逻辑?笔者认为有三个因素亟待正视。
  中国“单位制”解体与“就业方式”的改变,使缺乏社会关系网的农村读书人陷入就业困境,并影响村落社群对读书效用的传统观念。1978年中国高考制度恢复,大量农村的年轻人通过努力考大学而进入到城市中,获得城市居民粮本进而改变农民身份。这种阶层上流渠道的畅通性和直接性使读书成为了极具功用性的身份改变方式,这种方式一直持续到1999年高校实行扩招以后。在1990年代中,“知识改变命运”一类的口号,几乎成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中最深入农民内心的公共话语。
  这种改变的能力,随着大学毕业生从国家“统包统分制”到个人“自主择业制”的就业方式转变也有所降低。“统包统分制”核心在于,以文凭为中介通过文化资本转换实现职业身份的转变,并获得国家体制性的终身福利保障,即“铁饭碗”,“铁饭碗”无疑是农村人看到读书具有强大功用性的背后深层理据。而“铁饭碗”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有赖于“单位制”排他性的利益分配结构与对社会稀缺资源的控制能力。单位作为政府控制社会的组织手段和个体获得固定性国家经济分配、进入政治生活的主要渠道,相比于原子化和分散化的农民职业来讲,捆绑在单位工作岗位上的收入稳定性、高额的福利回报以及畅通的身份晋升渠道无疑具有强烈的刺激性。
  而随着1990年代后期单位制的逐渐解体,稀缺性资源不再被国家单位所垄断,自上而下单向度的政治型供给体系逐渐被多元化的市场型供给体系所取代,多元资本创造了层次高低完全不同的复杂就业体系,国家统一分配工作的就业方式在被彻底终结的同时,个体自主择业成为大学毕业生面临的唯一选择。农村家庭子女因为缺乏必要的社会关系网,同时也缺乏社会就业体系中完全异于知识体系中的文化习得,因此很多最后都不得不进入到次要劳动力市场谋职或者失业回乡。由此,村落中口耳相传的读书人形象,无疑被进一步固化为本村落中在次要劳动力市场谋职和失业回乡的大学毕业生形象,这种现实可及的例子与以前读书能获得铁饭碗从而改变命运的例子截然相反,“读书无用论”观念逐渐萌生。
  中国城乡人口流动政策不断开放,抵消了村落人传统中只有通过读书才能实现身份转换的功效性。中国流动人口管制政策的开放程度与读书功能性大小之间存在明显的反向关系,即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管制越严,读书的功用性则越大,反之则越小。
  在2000年以后,城乡户籍制度逐渐松动,曾经阻碍和隔离农村人口进入到城市务工时所设立的“流动人口就业证制度”、“收容遣送制度”等各项限制性措施和歧视性政策也得以废除。随着中国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城市建设用地日益吃紧,主要由地市一级统一调剂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需求旺盛,且通过“宅基地复耕”、“以租代征土地”等多种方式将边远村落与中心城镇深入联结起来。由此,通过城市建设用地扩张而获得直接实惠,不再仅仅是城乡结合部村落中拥有农业户口的农民专利,远郊农民也能在政府安置集中居住以实现宅基地复耕而换取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的商业投资项目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
  尤其在2005年农业税费减免后,农民从事农业生产负担切实得以减弱,并在城乡自由流动中获得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打工、做生意等)而逐步富裕起来。以前农村家庭希望子女通过考大学的这一教育方式跳出农门而获得城镇户口,而现在诸多原籍是农业户口、因上学户籍转为居民户口的中大专(技校)毕业生纷纷回原籍办理“居转农”手续,恢复农业户籍。这种“居转农”的“反流”现象,无疑是因为城乡利益大小不同的导向性选择。村落中曾经只能寄希望于读书才能实现的流动理想,现在则有了多元化的替代性选择方案,更何况读书在村落中曾经所能发挥的类垄断性地位升迁渠道优势也渐趋弱化,农民的实用理性则会在这种“成本—收益”投资决策中从行为上强化“读书无用论”观念。
  乡校的大规模撤并使村落社会沦为文化荒漠,“读书无用论”思潮在底层的流行顺理成章。经由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全国中小学和普通中学数量连续下降,在这27年内被撤并的中小学绝大多数为农村学校,而镶嵌在广大边远偏僻农村的教学点更甚,从2000年的17.81万个锐减到2010年的6.69万个,减幅达到62.41%。
  如此大面积的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对村落社会产生的直接影响,就是曾经作为村落文化中心的学校逐渐远离村落,村落从此逐渐沦为文化荒漠。在这种变迁中,村落中处于中上层的社会阶层反而更容易在城镇化导致消费结构变化的前提下,被激发起择校热。因为他们将子女送入到位于乡村学校的成本与他们将子女送入到县城中的成本相比,反而后者更低。因为他们可以在县城中租房获得更多的务工机会,而在乡里却完全无法获得此经济收益,同时又能照顾到子女。
  但是,村落中处于底层的社会阶层却没有足够的教育选择性消费能力,他们只能在政策性的社会变革中顺应这种变革,从而承担更多的经济成本,并为此花费更多的精力去接送和照顾子女。乡里的学校越来越成为村落中下阶层,特别是底层阶层子女聚集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发端和延续于村落底层家庭的各种次文化习惯和思维在相互交叉的环境中不断积累和创生,进而被互相标榜为合理性的习惯与榜样,凝固性的底层文化逐渐成为乡学校难以更易的文化常态,从而进一步迫使更年轻的具有教育选择性消费能力的村落中上阶层溢出村落。底层家庭在付出更多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的基础上,一旦得到子女表现不佳的结果时,自然也就更轻易地倾向于读书无用的观念和行为选择,进而在不刻意的文化认同中完成底层的阶层再生产,这无疑导致新一波“读书无用论”逐渐以各种方式在边远村落空间日益蔓延。(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和西南大学教育政策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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